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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少年時代

 張季鸞(1888~1941)名熾章,筆名少白、一葦,有時候也用榆民、一記者、老兵。清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出生在山東鄒平,原籍陝西榆林。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,在四川重慶去世,享年五十四歲。
 小時候體弱多病、口吃,但是非常聰敏,又刻苦用功,寫文章寫的又快又好,陳兆璜很賞識他的文章,就叫張季鸞近衙門親自敎他念書,光緒二十八年(1902),又出錢送他到劉光蕡講學的「烟霞草堂」唸書,使他打好了良好的史地基礎,在國學方面也很紮實,光緒三十一年(1905)他考取了留日學生,攻讀政治經濟學,隨即參加了同盟會,擔任一種反清的刊物「夏聲」的總編輯。這是他從事新聞事業的開始,也從此走上了「言論報國」的道路。

二.獻身新聞事業

 光緒三十四年(1908),他從日本回國,當了兩年教員,應邀去上海參加「民立報」工作,「民立報」的革命色彩濃厚,言論激烈。民國元年(1912)一月,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,張季鸞從南京拍專電給上海「民立報」,報導了這則重要新聞,這是民國成立以後的第一條新聞專電。在于右任的推薦下,他前往南京當了臨時政府的秘書,撰擬大總統就任的第一篇文告,這是季鸞畢生引以為榮的第一件事。同年二月,孫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,他也跟著離職,回到上海,和于右任、胡霖等人創辦了「民立圖書公司」。同年,他又去了北平,和曹成甫創辦北京「民立報」,他任總編輯。民國四年(1915)他和康心如在上海創辦「民信日報」,後因經費不足而停刊,民國五年(1916)他又和康心如北上,接辦「中華新報」並接任上海「新聞報」駐北京的記者。這段期間內張季鸞共被關了兩次。

三. 創辦大公報

 張季鸞、吳鼎昌、胡霖於民國十五年(1926)九月一日大公報正式復刊,錢由吳鼎昌想辦法,不向任何方面募款,吳鼎昌擔任社長,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哩,胡霖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,三年內誰都不許擔任有俸給的公職。當時北方政局很複雜,他們都知道如果報紙依附軍政界的任何一派,都會隨著該派的失敗而倒台,大家也都看出北方軍閥失勢,南方革命勢力興起,因此大家決定讓「大公報」採取「不偏不倚」的中立立場。
 張季鸞在復刊的第一天在社論中把他們議定的立場公開昭告國人,提出「四不」的立場。「不黨」即純以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,此外無成見,無背景,凡其行為利於國者,擁護之;其害國者,糾彈之。「不賣」即聲明不以言論作為交易,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,且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資;是以吾人之言論,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,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。「不私」即本社同仁除願忠於報紙之固有職務外,並無他圖;易言之,對於報紙並無私用,願向全國開放,使為公眾喉舌。「不盲」即夫隨聲附和,是謂盲從;一知半解,是為盲信;感情所動,不事詳求,是謂盲動;評詆激烈,昧於事實,是謂盲爭;吾人誠不明,而不願陷於盲。
 復刊後的「大公報」勇於革新,內容豐富,消息靈通,版面活潑,鉛字的字體字型多樣化,每天都有犀利的社論,因此很受讀者,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歡迎,銷路一天比一天廣。民國三十年(1941)五月五日,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,評選「大公報」為這一年度的最佳外語報紙,這類獎章是第一次頒給中國報紙,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新聞界的光榮。

四. 思想和主張

 張季鸞的思想淵源於他的「報恩的人生觀」,他曾說:「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。簡言之,可稱為報恩主義。就是報親恩,報國恩,報一切的嗯!我以為如此立志,一切只有責任問題,無權利問題,心安理得,省多少煩惱。因為他受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很深,在先天上就反俄,反共產,他的文字中常出現「反赤化」一詞。張季鸞對新聞事業的最大貢獻是言論,也可以說是寫社評,從辛亥革命的「民立報」,到他主持言論達十五年之久的「大公報」,三十年中他大致寫了三千篇社評,他的文字簡潔有力,富感性也有理性,不用冷僻的典故,也沒有太深奧的道哩,因此一般人都能看得懂。他寫的社評一向不署名,對自己的文章也不大珍惜,既不留底稿,也不收及保存,他去世後,胡政之編「季鸞文存」很費力。

五. 鞠躬盡瘁

 張季鸞體質一向不好,長期熬夜、辛勞,使健康情形更差,在民國二十三年(1934)春天,他發現他自己患了肺病,抗戰爆發後,報館多次遷徙,他到處奔走,生活不安定,工作更加重,肺病加厲到第二期,於民國三十年(1941)九月六日病逝。
 張氏遺囑全文:
 「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職業。自辛亥以還,無時不以善盡記者天職自勉,期於國族有所貢獻。迨九一八事變後,更無時不以驅除暴政,恢復我國之獨立自由為目的;同時並深信必需全國一致,擁護領袖、擁護政府又忠貞自勵、堅苦奮鬪,始能達此目的。故嘗勗免我同人,敬慎將事,努力弗懈。今屆抗戰第五年代,勝利在望,而余病勢將不起,特重言之:並願我全社同人,痛感時令之艱難,責任之重大,本此方針,一致奮勉,務竟全功;尤宜隨時注意健康,以積極精神為國奮鬪。至關於余子女教養及家人之生計,相信余之契友必能為于謀之,余殊無所悲懷,不贅言。」
 張季鸞一方面保有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特質,一方面追求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。他崇仰創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,和繼承革命事業的蔣中正先生,為反共、抗日、民主政治、現代社會改革,默默貢獻了他的一生。


參考資料

 《季鸞文存》 張季鸞 著
 《中華民國名人傳‧第六冊》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 《抗戰時期的大公報》 陳紀瀅 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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